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鐘書先生活了八十八歲。他生于一九一○年，大我十四歲。我榮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了一本只辦了一期、名叫《同路人》雜志的罵。罵得很兇，很要命，說我們兩個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對人民有害，遲早是末路一條……鐘書先生是有學問的人，底子厚，他有恃無恐；我不行，我出道才幾年，受不了這種驚嚇，覺得在上�；焐詈懿蝗菀琢�，不應該受到這種蠻橫的待遇。害我難過了起碼半年。那種動蕩的年代，真正的學問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。
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錢先生、季康夫人有了交往，也曾提起過那本《同路人》雜志，錢先生說：“……老實說，我真希望今天他們福體安康……”
“四人幫”覆亡之后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處，我有幸也搬到那里。二十多年來，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訪過錢家一兩次。我不是不想去，只是自愛，只是珍惜他們的時間。有時南方家鄉(xiāng)送來春茶或者春筍，先打個電話，東西送到門口也就罷了。錢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鏡，星期天四人各占一個角落埋頭看書，這樣的家我頭一次見識。家里四壁比較空，只掛著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畫，可能畫家與錢家有值得紀念的事。書架和書也不多，起碼沒有我多，問錢先生：你的書放在哪里？他說：圖書館有，可以去借。有權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，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。錢家都在做事，放下事情走去開門，來人說了春節(jié)好跨步正要進門，錢先生只露出一些門縫說：“謝謝，謝謝！我很忙，我很忙！謝謝，謝謝！”
那人當然不高興，說錢鐘書不近人情。事實上，錢家夫婦是真在忙著寫東西，有他們的工作計劃，你是個富貴閑人，你一來，打斷了思路，那真是傷天害理到家。人應該諒解和理會的。
“四人幫”橫行的時候，忽然大發(fā)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。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。錢先生說：“我不去，哈！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！”“這是江青點名要你去的”“哈，我不去，我很忙，我不去，哈！”“那么，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，起不來？”“不不不！我身體很好，你看，身體很好哈！我很忙我不去，哈！”錢先生沒有出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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